韩国有座“天空之城”，里边居住的是韩国的上层阶级，他们把持着韩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是真正的人上人，城外的人都在给他们打工。
要进入天空之城只有3条通道：
- 第一条通道是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 第二条通道是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
- 第三条通道是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
他们的首字母共同组成了 SKY 一词。
根据维基百科数据，任期从2012年开始的韩国第19届国会的300名议员中，90%都是SKY的校友，其中132名来自首尔大学，占比达44%。除了政界，商界也是，韩国企业经营评价机构ceoscore曾调查过韩国500大企业的624名CEO，结果显示有50.5%（296人）毕业于SKY。
其中首尔大学人数最多，达到154人（26.3%），高丽大学88人（15%），延世大学54人（9.2%）。
由于韩国前后辈互相帮助的文化以及相对的阶层固化，sky出身的同学有更加高层次的人脉，因此慢慢聚拢成一个群体。
根据韩国调研机构ceoscore数据，2017年韩国前10大企业的销售额为6778亿美元，占韩国整体GDP的44.2%，这个数字在日本是24.6%，美国是11.8%，中国则更低。
仅三星一家企业的销售额，就占了 GDP 的 14.6% 。
三星的触角几乎伸向了所有行业，对于一个首尔居民来说，他可能出生在三星医院。（三星医院是韩国最顶级的医院）
他的婴儿床是由三星重工建造的远洋货轮进口到韩国的。
这条广告是三星旗下广告公司Cheil Worldwide制作的。（Cheil worldwide是韩国最大的广告公司）
他穿的衣服来自三星纺织品子公司 Bean Pole，手机是三星手机，用三星笔记本电脑，每天看的新闻来自三星旗下的《中央日报》。
有亲友来首尔玩时，他们住的是新罗酒店，在新罗免税店购物，他们都是三星旗下的公司。
各行各业都被前10的大公司把持，小公司基本没有生存空间，因此韩国人很少自主创业。
据韩国贸易协会发布的《韩中日三国青年创业...》报告，毕业后希望创业的学生占比，韩国仅为 6.1%，而中国是 40.8%。我对40.8%这个数字深表怀疑，但也能反映出韩国创业的低迷。
创业无望，小公司又发不起薪水，要进入前10的大公司，又非名牌大学毕业不可。
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7年韩国25-34岁人口的本科率高达70%，位居全球第一。这个数据意味着，如果考不上本科，基本很难在韩国找到工作。
据韩国纪录片《学习的背叛》上的描述，大部分韩国高中生的下课时间是晚上9点。
韩国一所普通农业高中的课表
即使晚上没课，很多学生也会自习到9点才放学，但目的地却不是回家，而是去补习班。
根据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数据，2015年韩国课外教育规模为33万亿韩元，约1914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大概是中国的1/4，要知道韩国的人口仅是中国的3.7%。（韩国人口2017年是5147万，中国是13.86亿）
在韩国，超过80%的学生参加补习班，高于中国的60%。大部分韩国学生每天的生活就是6点-7点之间起床去学校，一直学到晚上9点放学，然后去补习班上课到晚上11点。
来自韩剧《天空之城》
相比中国的1天2科，韩国是1天5科，中午只有不到1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2018年，韩国总和生育率跌至0.9，为全球首个跌破1的国家，这在和平年代非常罕见。
（总和生育率：当年平均每个育龄期妇女的平均孩子数，更替水平是2.2左右）
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曾撰文，将韩国列为头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消失的国家。
关于内卷
“内卷”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研究印度尼西亚农业的著作《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
著作中对比了印尼爪哇岛和外岛的情况，发现外岛由于殖民者的进入，产生了高效率、大规模的可用于出口的工业，从而极大提高了当地人的生活水平。
而爪哇岛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有限，加之行政的障碍，无法从农业转型到工业，致使当地劳动力不断涌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却无法进一步提高效率，这一过程被格尔茨概括为“农业内卷化”。
当到达某种最终形态后，既没办法稳定下来，也没办法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复杂。
经济上受大财阀绑架，垄断利益无法打破，社会缺乏创业活力。
韩国十大财阀
人口上“少子化”，劳动力无以为继，未来面临很大的养老负担。
年轻人遵循着 SKY-大公司 的学业和就业之路，竞争压力大，无法自主改变命运。
跟韩国比较类似的是中国的香港，经济上也被大财阀垄断，李嘉诚的长江集团就是韩国的三星。
香港人住的是长江集团建的房子，家里用的是长江旗下香港电灯公司供的电，在长江旗下的大厦上班，去长江旗下的屈臣氏和百佳超市买东西，用长江旗下和记电讯提供的手机网络打电话。
香港四大家族
第一个观点来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2015年1月在东京记者会上的一段讲话。
他认为内卷化的原因之一是整个东亚的教育体系受普鲁士模式和传统儒家科举制度的影响太深。
东亚各国的标准教育模式，就是早上7,8点进入课室，在长达40-60分钟的课堂上听老师讲课，老师讲，学生只负责听，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
在标准化课程表的禁锢下，原本交叉纵横，融会贯通的人类思想被切割成一块块便于管理的“学科”。
这个模式，是18世纪的普鲁士人最先实施的，他们的初衷不是教育出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易于管理的国民。
这种体系可以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为工业强国提供原动力，但也阻碍了独立思考，扼杀了创造力。
而儒家的科举制度，更是以考试为工具，限制了学生的兴趣、志向、想象力和动手能力。
这种教育体系，会让学生过度强化复习，投入过多的精力在重复知识上，而仅仅为了在跟他人竞争时更少出错。
与之相反的是美国双保险的教育制度，SAT（美国高考）考分只是大学录取考虑的其中一个因素，而SAT每年有6次报考机会。
东亚国家之所以强化这种教育体系，大概源于其工业化追赶带来的心态。
近代工业化的起源在西欧，所以他们不管经济还是教育，都有比较缓和的自然发展期。
东亚各国是被裹挟进入现代社会的，为了赶上西欧，只能采取国家层面的计划发展。
而具体到教育上，为了适应工业化的人才，因而采用这种类似工厂流水线的，对效率疯狂追求的模式。
另一个观点是在朝鲜战争后，韩国基本成了美国的殖民地。美国在50、60年代给了韩国上百亿美元的援助，下了血本培育韩国，代价就是韩国的大公司必须接受华尔街资本的持股甚至控股。
外资占比高达55%，在优先股的比例中外资甚至达到80%，这些外资大部分来自美国的花旗银行和摩根斯坦利。
不仅如此，这些大公司还被迫参与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制造业分工，这个分工就是美国做高端，日韩负责中低端，且限制你往上游爬。
比如在军工、制药、航空这些高利润行业基本看不到日韩的身影，即使是半导体，三星为人称道的还是利润最薄的存储器和面板业务，最赚钱的业务被紧紧攥在英特尔、高通、ARM这些欧美公司手中。
产业就那么多，赚的钱还被掠夺走，韩国也就只能内卷了。
韩国有的问题中国大部分有，幸运的是中国具备两个韩国没有的条件：政治独立可以让中国放开手脚做产业布局，背后的14亿人口又可以让中国试验新业务。过去10年，中国跑出了BAT、TMD和各种独角兽公司，在互联网领域可以跟美国一争高低，而韩国还是只有三星、现代、LG。
比如阿里的最大股东是日本的软银，滴滴也是，腾讯的最大股东是南非的报业集团Naspers。但后面在国家推动下，这些互联网巨头的股权结构优化了许多，比如Naspers被挖出背后的大股东是中国的工商银行，阿里的蚂蚁金服被剥离后大股东是马云和中国的社保基金。不仅如此，中国还试验出了很多新业务，比如华为的5G，还有便捷的移动支付，这些都对中国摆脱韩国式的内卷有很大帮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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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数（公众号id：washu66）
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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